【实录】IT专家与金融业者对谈：新冠疫情会催生“全球化3.0”吗？
主持人赵红平：
大家好，谢谢您继续关注“平乓台”的节目，我是赵红平。今天3月6号，《疫情之下》第九期的主题是新冠疫情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两位嘉宾是：翟永平，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能源官；冯维，上海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物流板块的IT总监。我们的话题是：1）两位嘉宾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2）国内外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有哪些做法可以借鉴；3）为什么说新冠病毒疫情可能为全球化发展带来新的趋势？
赵红平：欢迎二位做客《疫情之下》，首先请二位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冯博士。
冯维: 好的，我先抛砖引玉自我介绍一下，我应该跟二位非常资深的前辈一样，都是清华的校友。我是2001年上大学，上的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本科，后来在清华工业工程系读了硕士和博士。在硕博期间曾经也出国留学，到德国亚琛工业大学交流过，然后我毕业之后一直从事和供应链管理方面相关的工作。曾经在西门子等世界500强企业工作，也到过欧洲，在它的德国总部工作过，所以在那个时候有幸见到了赵师兄。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工作经历。近年来，由于数字化革命的趋势，我也一直从事跟供应链数字化、智能物流相关的工作，我目前就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物流板块担任IT总监，从事这个领域的一些项目管理等等。所以，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到这样一个聊天的场合，希望可以和你们多多交流。
赵红平：翟博士也请自我介绍一下。
翟永平: 好的, 那我就也来自我介绍一下。刚才我听冯博士的自我介绍，非常羡慕他年轻有为。他2001年去清华读书，我倒推算了一下，应该有20多年前的1978年我上清华，和咱们今天的主持人红平兄是同班同学。这么长时间我要自我介绍会比较长，我就长话短说。我清华毕业以后去了法国读硕士博士，在读完博士之后我就进了国际金融组织，非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做了大概30年的国际公务员。所以，今天的交流我就以一个从事金融业的国际公民的身份来参与比较好，好吧？
赵红平：好，非常感谢！我简单说一下背景，就是新冠肺炎全球蔓延已经成为事实。今天3月6号最新的统计是，全球是98878例，有3390例的死亡。各个地方的停课停工也都在开始。在中国大陆，大家在努力复工。但是，比如说在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地，停工停课是越来越多。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国际公司，瑞典的，也取消了各种培训和会议，要求大家尽可能取消非关键业务的出差，这一下几乎所有的出差都没有了。所以，我首先想听你们两位嘉宾对目前工作和生活的观察，那我就先请冯博士讲。
冯维：我还是抛砖引玉一下。简单的说我在国内，现在是常住在上海，因为国内可能是全球第一个先爆发疫情的，大家也知道自从过年武汉封城之后，全国各个地方各种封锁和隔离的措施越来越严厉。我自从2月2号从我的江苏老家回到上海之后，也一直处于远程办公的状态，至今还没有真正回到我的公司办公。所以这个home office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每天和我的同事们基本上也只能通过网上的各种办公软件来交流，用办公软件和远程会议软件的经验倒是越来越丰富了。另外一个就是，不能随便出去的话，那还得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所以，国内的一个特点是外卖快递方面比较发达，用外卖来买菜，用外卖来叫午餐晚餐的，这已经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这就是我这边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赵红平：我补充一下，前面我们沟通时，你说到你的孩子也不能上学，所以，现在是属于远程教育，是吗？
冯维：对，但还是有一点特殊。在上海这边，中小学采取远程上学，包括网上授课，看电视授课。但是，我的小孩还在幼儿园，教育局有个规定说幼儿园不许采用网上上课的形式，可能是怕影响孩子的视力。所以，我们只能想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她自己在家随便学点什么，或者玩玩吧。
赵红平：理解。翟博士请接着讲。
翟永平：好的。我回顾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这个过程，其实红平博士咱们一个多月前左右也交流过，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两个阶段，虽然就这么短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还是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当疫情在国内，在中国蔓延的比较迅速，大家非常揪心。但是，在这个非常揪心、疫情发展非常迅速的过程中，国内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月前交流的时候，我是特别的信心满满，相信疫情可以得到控制。这是一个阶段，有些当时我说的话，现在也得到了印证。我说到2月底3月初国内疫情一定会见顶，然后再向好的方向发展，然后就能够有机会恢复正常，就该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的是还有这个第二阶段，就是说当国内真的是在整个疫情受到了控制，能够整体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国外，整个国际上出现了这么一个蔓延的趋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焦虑。在第一阶段，我们确实是很有信心。现在，此时此刻，我在说话的这个时候，真的是信心不足。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也接受过咱们国内媒体的采访，我说真的是有信心看到疫情整个得到控制，整体来说能够恢复正常。但是，此时此刻，我的担忧大大超过第一阶段，这就是此时此刻我的切身感受，就是因为第二阶段国际上这个疫情的发展。
赵红平：我自己觉得，当然现在应该说在全球这个蔓延，在各个地方确实是情况越来越严重。比如说在瑞典，我在1月26号的时候跟另外一位朋友做这套节目，当时是一例。那实际上也就是10天，每天都翻倍，所以现在是100多例。但是，我觉得从另一角度讲了，比如像瑞典所有病例都是可以跟踪的，当然，我们还有新加坡这个例子，也是很早采取措施，是可以控制的。应该说世界上我只有两个地方现在比较担心，一个是伊朗，另一个是意大利，为什么成这样？我现在没有什么解。从瑞典这边，我也努力想做跟一些医生朋友做节目，从他们的信息来看，在瑞典重症患者的床位可能也只有100个床位。所以这些都是很有限的。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去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再加上有中国武汉的这个事情作为前车之鉴，大家已经高度重视，虽然现在趋势还是发展很快，但是，我感觉还是应该可控的。冯博士，你怎么认识这件事？
冯维：因为我身处国内，我所看到的一些消息可能也都是来自于我在德国的朋友，在各种群里、网上论坛什么的发言。他们好像还挺担忧的。我最近不在国外，我最近也不在欧洲，我并没有身临其境，我不知道翟教授那边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呢？
翟永平：好，那我来说一下我刚才为什么那么担忧？是这样，在第一阶段，我们的工作我可以说是business as usual，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们每天只是关注中国疫情的发展，还有它的这个走向。当然咱们都是中国人，微信上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也每天关心每天的新增病例、治愈病例这样的消息。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任何影响，实际上我还去了一趟美国，还出差了，就在那个阶段。然后我在我出差的途中，我还接受了央视的采访，我提到我在这一路上，路过日本、去了美国，没有感受到任何的这种焦虑，大家都在谈应该谈的事情，就是出差的本身的工作。大家从来没走过神，那时候是中国封城，每天有数千例的病例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就是实际上国际上要比起当时中国的情况，现在也没有那么严重。我所处的菲律宾，满打满算，今天都算上，可能有6个病例，实际上没有那么多的病例。比起当时一个月多前，国内情况要严重得多了。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对我们的心理压力，对于工作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一个月之前。比如说，刚才红平兄你也说了，你们在做一些准备，我们也在准备，我们现在取消了所有的所谓不必要的出差，这个不必要出差就是说你去的事情只要是不需要身临其境、一定要去的话，你就不去。还有一条，假如说职员自己感到uncomfortable，你也可以不去。那么，事实上就是我们所有的出差基本上都取消了。那么，想一想，实际上我们的国外遇到的病例也好，这个发展的整体来说，相对一个月前中国的情况，实际没有那么复杂，没那么严重。
但是为什么心理上造成这么大的压力，我觉得就是它已经从一个局部性的疫情变成为全球性的疫情，这个全球的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比一个月前，比国内应对疫情的时候的不确定性大很多很多，实际上现在对我们的工作其实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也在测试能不能在家工作。咱们国内的同事，刚才冯博士也讲了，已经在家工作这么长时间了，包括孩子也在家上课学习，那么我们在没有这么多病例的情况下，我们也在做这个测试，能不能在家工作，我们附近的国际学校也在想是不是有必要开始测试一下远程教学。所以说，现在的心理压力远远大于疫情真正非常严重时候，这个原因我觉得大家可以有各种来解读。我觉得，就是目前这个不确定性反而是更大，这是我的想法，我们需要观察。
赵红平：我特别同意这个意见和这个观察就在于，因为中国的事情大家还是知道，中国的整个系统的执行力比较强，相对来说这个界限比较清楚。所以当时在武汉和其它地区有疫情的时候，国际上真的是觉得离我很远，我们都是这种感觉。但是，我就讲了，尤其是在意大利的这件事，对欧洲人的影响是非常大，在于这是制度完全一样的，文化好像也差不了太多，中间的交流根本没有任何的检查，因为是欧共体，所以大家不需要任何的关卡，也没有任何的关卡。而且，关键是现在的死亡人数高，所以这个确实给大家的压力很大。
我们公司里以前有很多从全球各个地方来总部参加的培训，这些都取消不说，我们以前很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的供应商，他们经常来总部，我经常会陪他们去参观我们的体验中心，这些现在全部取消了。所以，就是刚才你讲的，你们那里所谓的不必要的旅行不去了，实际上都停了，我们这里也是同样的情况。当然这里唯一的一个好处可能是，催生了线上教育、远程办公、远程会议、网购，包括远程医疗，大批大批的事情会有一个新的面貌，而且，对于碳排放严重的方式，比如乘坐飞机和汽车，现在证明有很多事情可以不需要去做。所以，我觉得不确定性很大，肯定是现在各个地方都很焦虑，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专业人士能出来分享他们的一些意见，当然这也不会是就有一个什么信息就能够把所有东西压住。但是，我总觉得还是需要公开、透明，要互相相信，这是特别重要的原则。冯博士，你有什么看法？
冯维：我觉得刚才两位前辈已经覆盖到了好多的方面，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我觉得这个焦虑可能来自于很多来源。比如说，国与国之间的流通的不限制啊，或者甚至一些国家的发达程度，一些体制下的反应能力啊，是一些焦虑的来源。但或许从好的方面看，抗击这个新冠病毒，应该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每个国家也有一些特定的优势。所以，中国可能是这种特别强的执行力吧，就是命令大家不得相互串门啊，把一些人强行隔离在小区啊，当然有些线上的东西。但是，我在想，别的国家是否也有一些它做得好的地方，比如我刚才听到赵博士讲到瑞典的100多例病例，都有它的跟踪的方式，不知道是怎样做的？我有点好奇。
赵红平：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在于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有101例病例，这些人当目前没有任何是重症，所以他们实际上现在还都在家里隔离，就是没有被医院收治。这些人的案例里，有一例是从中国武汉过来的，是最早的一例。她当时（旅行）特别注意，虽然她的路线非常复杂，但是她没有引起任何其他的病例，那是一月三十一日。然后呢，所有其他的病例，绝大部分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因为在瑞典，第七、八、九周叫冬季运动周，很多人去滑雪，他们分不同的区，南方北方和中部，大家分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去放假，家长带着孩子去意大利北部滑雪，在那里染病的非常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从伊朗来的移民，他们探亲回来，也有不少病例。但是，所有这些病例都有跟踪，现在都是有轻微病症，所以他们是在家隔离。
为什么呢？是不是会影响家人？他们认为家里是一块去旅行的，要影响的话，在这之前也已经发生了。所以，能够在家里隔离。然后护士和医生会登门拜访，给他们讲得非常清楚，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样去做一些测试等等，有问题的话他们会及时去回答，所以，这种方式真的是跟国内是完全不一样。我这里想到的一个例子，实际上是大家也都看到了，新加坡的例子。在新加坡，实际上因为口罩成了稀缺品，所以，他连口罩也不鼓励老百姓戴，到现在一切控制的非常好。所以这说明实际上这个疫情还是可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因为他们以前确实有点大意，以为到不了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可能没有任何准备，但是现在假如重视的话，我有一定的信心，就是能够在一两周内能把这个趋势尽量控制住。
翟永平: 红平兄，我也来再讲一点我的感受。刚才我说我的焦虑，实际上其实如果仔细想的话，其实不在于这个病毒本身能够感染多少人，它能造成多么大的生命的损失，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的珍贵的，都是不应该发生的。超越这件事本身，我觉得这次疫情，回头看的话，在人类历史上我觉得这是一次叫做“超百年未有的变局”，不完全在于卫生体系上，或者在于造成了多么大的生命损失。这个确实是悲剧，不管多少生命损失都是大的悲剧。同时我也认为，这一件事情可能对于人类社会的，和与我们工作方式，我们生活方式，整体包括治理方式整体来说的影响非常大。其实想起来，我们的焦虑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对于这个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
因为我们知道，我做银行做了30年，做银行的项目，怎么样去评估，什么样的有回报，什么样的借款方有资质，你出差去见客户去谈，这个我们都知道怎么做，有一整套现成的体系。那么现在整个疫情造成的结果是我们要重新评估所有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银行，作为一个机构，应该怎么样在新的常态下运作，这个病毒有可能是新常态，它有可能就在那儿，今年到了夏天它走了，明年冬天春天会不会再回来？那么有可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病毒的季节性的回归，那么整体来说实际上我们要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工作方式，我们很多的管理方式，无论是说一个机构，一个企业，也许更高一层次一个国家，甚至整个国际机构，联合国体系，都要看我们怎么样的在新常态下来重新定义我们的对世界的认识，对于这个工作方式有没有新的考虑，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可能大于这个病毒本身到底要延伸到两周以后呢？是四周以后呢？会不会影响奥运会呢？我觉得不确定性远超越这些具体问题。这是我们非常难以把握的，也是焦虑的根源。
赵红平：特别好，这个确实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它完全可能是一种所谓的新常态。那么，在这种所谓的新常态下，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应该怎么样去适应这样的情况？冯博士请讲。
冯维：我刚才听了翟教授讲的这些，虽然我的理解肯定没有他那么深，但我感觉这个事情确实在发生，就是这次新冠的疫情影响大家的工作方式，我看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些朋友，比如做律师的，可能有点类似于金融这样的专业人士，他说我们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因为他完全无法去获得收入。一般来说，律师去处理这些案子，以往的经验，你怎么也得面对面地和当事人去交流，你才能去开展一个律师的工作。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居家办公，他完全无法开展他的旧有模式下的工作，被逼着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方法。包括我所在的物流、智能物流、供应链这些领域，现在也都因为这个新冠疫情而推一些全新的概念，叫非接触式物流。甚至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这些快递，外卖这些方式，也是说尽量能够在送快递外卖的过程中，不接触到当事人。比如，我都把这些外卖的包裹送到一个确定的点，然后让这些订外卖的人自己去取，而不是再面对面地给你送到家门口。
所以，大家工作和协作的形态确实会发生很多的变化。然后，我还有点粗浅的感觉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我们用更多的办公软件，更多的无人化，而且因为现在也是一个大数据时代，感觉对于数据的使用，包括中间的隐私等等话题也会更加尖锐的体现在我的面前。比如中国各级政府，或者公司，收集你手机里的各种数据，然后利用你的行程轨迹，来对你这个人的可能感染的风险进行评估。甚至杭州上海等地方推出所谓健康码，根据一些大数据的方式，给你每人一个颜色的二维码。它有三种颜色，红、黄、绿。红色说明这个人必须隔离，绿色说明你可以自由通行。但是，像阿里巴巴在推行这种码的过程中，他们也很清楚，这涉及到隐私的话题。这些大数据到底怎么获取？会不会出现滥用这些个人数据的情况？这些话题在以往可能没有这么尖锐，但现在越来越尖锐地体现在我们面前。但必须处理，这是我的一点观察。
赵红平：对，非常好。你们提到网购的问题，在中国大陆，这已经是大家非常习惯的方式。这种方式，由于疫情，在瑞典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慢的地方，也感觉步伐在加快。比如说我们自己家里就会订一些消毒液，订一些维生素，这些都是通过网上订，然后，他会送到家的门口，就放在那儿，然后自己取回来。这些看来在像瑞典这种比较保守的国家也在推行的话，我想在全球其它地方也会是同样的情况。冯博士你刚好是在企业里做IT，包括你们很强调数字化物流，在这方面你觉得特别直接地对包括在工业制造的这些实体的影响会是怎么样？远程会议、远程办公，这些一定会慢慢地成为一种新常态，而且大家会大量地节省，比如说我刚才讲了，不光是时间和旅行，可以对碳排放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影响。但是，其他方面呢？应该注意些什么？
冯维：我所观察到的，可能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别系统的思考，只有一些零碎的点吧。对于一个远程办公来讲，我们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应该使用什么软件去办公的这个问题。国内大家可能知道互联网巨头阿里、腾讯甚至华为等，他们现在也都介入这个领域。像阿里有个有名的办公软件，叫钉钉；腾讯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己个人使用的微信系统，他们也有企业微信借这个时候趁机推广，让大家方便地可以在里面开会，公司300人开会。而华为也是不甘示弱，推出一个叫WeLink的系统，也是一个用来远程办公开会的系统。而在这个时候，因为阿里、腾讯、华为这些企业可能比较财大气粗吧，就抓住疫情这个时机又趁机推了一波，比如说他们声称在疫情期间原本付费使用的软件，现在可以免费使用软件，他们都是为了推广嘛。
然后，华为趁机也推出WeLink就是我们华为不仅是一个造手机，一个造通讯设备的公司，你会发现办公软件都做得这么好。阿里为了能够在全国推大家用钉钉，紧急加了一万多台服务器，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手笔，不惜代价。所以这些办公软件巨头反而看到这是他们的一个可能的商机吧。在这个时候趁机出手，手笔非常大。而另一方面对普通人来说，一些平时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因为大家都不能去现场购买了，所以我觉得从商业形态上来说，显然电商这种方式，毕竟会用得越来越多，无论你是买普通的东西，还是买菜，还是买一双鞋子，电商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而这个电商相关的物流供应链也会获得更大的发展，比如像京东、淘宝本来就有很多专供电商使用的物流仓库、运力相关的信息系统，这都会有很大的应用。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些观察，抛砖引玉吧，不知道两位前辈在国外是不是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赵红平：翟博士，我知道你以前几乎一直在旅行，因为需要到各个国家、各个项目去，要去跟他们开会协调、项目评估等等，那现在疫情下我相信变了很多，以你自己的观察，未来你们会怎么样去适应？
翟永平：我自己在法国读博士之后，在非洲工作了七八年，然后回到亚洲在南亚、东南亚这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太平洋这些岛国上工作了近20年。那么小三十年的这么一个经历呢，我觉得在目前面对这个整个病毒，刚才说这么大的变局的情况下，对于这些我们所服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对这些国家而言，很多的基本的基础设施、基本的能力建设，即便是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也是很有挑战的。作为开发银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业务我们20年、30年也做不完，还会继续地为这些国家服务。那么现在在新的情况下，我说的这么大一个变局，要影响整个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包括治理方式，也许包括思维方式，对这些国家来说又带来了新的、更大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一个开发性的银行，怎么样一起帮助这些国家？怎么样支持这些国家适应和发展？我觉得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面临新的挑战的同时，你们一定也会想到这也是个机遇。我觉得很多的数字化技术，就像刚才冯博士介绍的一些数字化技术在国内发展起来了，很快会成熟。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比如我刚才说的非洲国家、南亚、东南亚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需要亦步亦趋（把中国的过去30年经历）重新走过一遍，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借助中国的技术的发展和成功的实践，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开发银行我们做的工作，我们也许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新的机遇。这个机遇是对我们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对我们作为开发性银行来说，我们自己也需要来适应。我觉得这里边真的需要思考很多的事情，很多我们30年来所熟悉的一些商务模式、贷款工具，包括我们工作的方式，要旅行飞过去跟客户见面、和政府谈，很多做法都需要调整。这是一个危机，也可能是一个转机。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能不能重新思考？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处于这么一个状况，正在考虑在我自己的领域，在能源领域怎样为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更好的、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目前包括新冠病毒发生之前，这么多年来国内的发展，很多的做法都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这次新冠病毒造成这么大的悲剧，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们总还是学到了一些教训，从中能够汲取一些有益的新理念，能够重新定位我们的发展新理念，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
赵红平：很好，我们都已经观察到，在现在这种经常网购和网上的游戏，尤其是一开始网上游戏发展非常非常快。那么我们观察到，现在线上教育、远程办公、远程会议也有大的发展，我感觉像远程的医疗等等这些技术也会有巨大的发展。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资源能够放在网上以后，实际上对于城乡的差别、大小城市差别，包括这种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和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这个区别，从资源的分享方面是不是会是一个机遇？比如说从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本来是在3月份到7月份一直有各种培训。现在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这些以前在线下的这些培训，尽量作为模块放在线上，然后现在也去在一个区域，比如亚太APAC区，很多国家的办公室的人都在家里工作，所以我们也去应急地给他们做一些培训，都是用这种远程会议方式，试下来觉得效果还不错。
比如说刚才翟博士说，你们在银行里面做一些预演。我们实际上在上星期五当时情况刚刚开始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就找一个会议室，20个人拿计算机，我们一块儿坐在这里实时演习：假如我们星期一因为新冠病毒的事情必须在家里工作，我们怎么工作？那么，这里需要比较明确的是我们统一用一个什么工具？然后呢，最重要的几条是：第一，一定要准时或者还要提前；第二，视频一定要开起来大家互相能够看到；然后你一定要用耳机，这样声音效果比较好。然后还有一点，比如说进入会议之前一定要先静音。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实际上用这些线上或者网上的平台的时候，有很多新的方式去规范，使得它更有效。
比如说我们做的“疫情之下”的这八期节目，全部是线上方式制作的，所以我相信这种方式实际上还是可行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三个人坐在这里做节目。假如我们说是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我要从瑞典飞过去，翟博士要从马尼拉飞过去，这个时间起码要三天，机票旅馆等等很多钱，再加上我们的工作时间，再加上在这个中间坐飞机旅行期间可能得病的风险，咱们先不说新冠病毒，就是一般的感冒等等，再加上碳排放等等这些影响。所有的这些，实际上你就能看到那么大的一个费用，我们实际上现在一起连线，一个小时之内就行。所以这种潜力对整个经济、对社会资源的节省，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说前景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而且今天也刚刚看到一个帖子说，教育部发一个文件鼓励网上面试和网上签约，所以这些事情都已经是进入了生活。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例子，讲一下未来还会有哪些可见的实例和发展趋势？
冯维：听了两位前辈讲的，我很受启发，也有一些思考，肯定没有像翟教授想的那么深，只是观察到一些东西。我感觉到，因为做供应链的，我感觉一种基于线上工具的全球供应链，这不仅仅在中国国内的供应链，全球的供应链可能也会发展的更加深。比如我观察到还是阿里巴巴，它有一个菜鸟物流平台，要发展成一个全球的物流系统。就在我们疫情第一阶段的时候，就利用他们的各方面的资源，在全球各地帮中国国内采购抗击疫情的一些必备的防护工具，比如口罩、防护服啊什么的。菜鸟物流的格局很大，在全球各地搞了30几个港口，每个港口都跟当地的海关合作搞线上的数字化平台，最后搞了一个全球集中采购平台，让网友可以通过线上下单，可以买到全球各地的口罩，并且通过一个菜鸟物流的统一的海关通关平台，搞通关，搞运输，最后运输到中国国内。
当然，现在这个平台有可能反过来，中国国内的口罩产能够了以后，口罩也许会输出到海外。我们看到一些像阿里巴巴这样比较格局大的公司就已经在打这种全球化的主意，可能跟翟教授刚才讲的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模式的转移或者资源的共享有点关系。包括阿里巴巴也一直都在做东南亚的支付宝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感觉一些人是已经在打这种全球国与国之间相互合作或者模式迁移这样的蓝图，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些构件。只不过不知道下一步的具体发展的态势会是怎么样？可能还需要翟教授这样的具有全球眼光了，有这种银行业自身背景的人，描绘一下蓝图。
赵红平：我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先补充一句，翟博士。我也是观察到现在这种新的疫情下，实际上很多人对全球化当然有很大的疑问。但是，我感觉这个形势是不是会更促进全球化，我们的生活已经没有办法隔离了，所以我特别想听翟博士你的看法。
翟永平：我刚才讲疫情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也包括了对全球化的一些看法。我自己体会全球化的发展有几个阶段：全球化1.0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过程比较长，中国在这个过程作为世界工厂、作为最大的市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全球化的1.0可以说造福发展国家，特别是中国。那么还有一个相对短暂的、不那么让人感到乐观的是一个逆全球化趋势，包括几年来我们在一些不同的国家看到的现象，包括经济民族主义的说法，各种“本国第一（优先）”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有一种逆全球化的这么一个思潮和动向，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全球化的2.0”，或者说逆全球化。那么，在这个逆全球化过程还没有发展成大气候的情况下，就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全球性疫情。我非常同意刚才两位讲的，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理念的角度，实际上有可能反而又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领导、哪一个经济体系、哪一个理论为转移。
实际上，病毒无国界，病毒不认国籍，什么人都能够感染，哪个国家都会受到严重损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应对病毒这个全人类的挑战，是否会真的走向我们期待的命运共同体？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来审视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可能进入一种“全球化的3.0”？这个时候需要实现各国之间的“双赢”、“多赢”、“共赢”，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发展趋向。我特别的想说一句话，我们不要认为病毒到了4、5、6月份，北半球开始进入夏季之后，也许病毒在高温之下就这么就此消失了，然后我们所有人全部回归原点，business as usual。千万不要这样，我觉得应该彻底评估病毒带来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怎么样在这个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发展理念上，还有整个全球化，为全球化3.0找到新的发展动力。
这个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千万不要想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所有的航班恢复，所有的商业往来恢复，重新用过去既有的方式来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其实是脆弱的，还可能会遇到“全球化2.0”之类的挫折，我觉得我们应该超越自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实践。不是说要靠政治家，不是要靠宏观的体系，不要说得那么抽象，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做到在新常态下，有个新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新的方式也许就是非常老的生活方式，非常环保的生活方式。
红平兄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咱们班的老大哥沙凯逊，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在地铁上和我说的：我要是如果能走路，那就肯定走路；如果走路不了，我就骑自行车；如果骑自行车还不行呢，我就坐公共汽车；如果公交车不行，就坐地铁或者坐高铁；如果要是有什么地方，这些交通工具都解决不了，那我就不去了。他说的这段话非常朴实，就是那次清华建校100年校庆活动结束，大家回家的路上他在地铁车厢里和我讲的。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他讲的话，非常朴素的这么一句话里边有比较深刻的道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审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去做？在新常态下，不指望、不要期待靠国家的某个政策来改变这些，其实这个改变在于我们每个人自己，这是我的想法。
赵红平：非常好，最后我们还有三、五分钟时间，请二位做一个补充，或者做个小结性发言，冯博士请先讲。
冯维：我听了翟教授这番话非常有启发，我也第一次意识到可能有全球化3.0这个阶段，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过。我非常认同翟教授讲的这次疫情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的变化可能真的是影响很大的。就拿出行这件事儿来说，现在国内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说是也许疫情过后，这个私家车销量更多这样的观点，因为大家因为病毒原因不敢坐公交。但现在听下来，我觉得有可能像翟教授说的，出行会变得越来越绿色，大家越来越倾向于用一种更加绿色的方式，城市内部的交通、城与城之间的飞行会变得更加重要，所以整个模式的改变可能是根本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包括我们在国内能够追踪疫情，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感染疫情的风险，是不是来自国内疫区。现在疫情全球蔓延开了。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的问题，可能要国与国之间去分享一些你的国际航班的行程数据，所以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大家合作模式上的很根本的改变。所以这个全球化3.0这个话题，我今天第一次意识到，我今后也想更多地去关注。这就是我的一点小结或补充。
赵红平：翟博士，也请做个小结。
翟永平：作为一个小结，我刚才说绿色出行包括乘坐公交，当然这与目前防疫这个具体情况下可能不是特别的适合，但是主要想说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习惯上有一个新的变化。改变世界容易，改变人是非常难的！在一个超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其实我们很多的变化要从自己做起，就像咱们清华学生提出过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就是觉得疫情导致的这个悲剧下，也有一个改变的契机。作为最后的总结，我想把这个话题再说得高大上一点，做一个类比。我做能源领域的工作，与气候变化问题密切相关。那么气候变化，大家知道，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或者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造成了全球变暖，以及极端天气等等。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实际上有两招：第一招就是我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各种方式，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还有数字化技术来减少排放，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只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不能够改变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趋势，极端天气也会不断出现，也可以说极端天气也可能变成新常态，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二招是需要我们去适应气候变化。
我举这个例子，想做一个类比，应对新冠病毒也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把病毒闷死，掐断传播的途径，比如中国的方式，或者其他国家的方式，如果能做到掐断病毒的传播，这是好事，希望它发生。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就像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有两个侧面一样，我们应对新病毒也应该有另外一个策略，就是说如何适应一个新的常态，包括新冠病毒如果变成季节性的，有可能会明年后年还会再回归。我们怎样在整体上能够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增强自身的适应能力，增强我们的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我们城市和国家卫生体系和整个治理的适应能力，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我觉得这与气候变化问题是相通的，所以应对新冠病毒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想过不了两个月以后，一切回归照常。我觉得要从长远考虑、长远着想，一方面是掐断病毒的传播途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加强自身免疫力来适应它，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赵红平：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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